十八世紀伏爾泰說：「我不同意你的意見，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」這是經典名言，更是經典的理念。但是我們在整個台灣社會卻很少看到這樣的一種包容，台灣社會普遍存在一種思維。那就是不斷地在談自己的權利而罔顧公眾利益，影響所及，在教育的過程中，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這樣的現象，談民主而不談法治，這樣的民主是脆弱的，很容易被扭曲，被扭曲後的民主，一定是沈默的大眾、善良的百姓被濫用民主的人欺侮，同樣地，講人權而不談義務與責任，我們將會看到更多惡形惡狀的人凌駕在公平正義之上，這恐怕有違十八世紀民權鬥士的初衷。
這幾年來，我們經常看到媒體用驚悚的字眼報導不當管教的問題，我們的確不容許不當管教，也不能把它合理化，不過，有很多不當管教的案例是被過渡渲染的，負責任的老師卻被形容成罪人，今日師道不彰，是有人對老師只有要求而沒有鼓勵。一句話「沒有不能教的學生，只有不會教的老師」這樣的話何其沈重，老師是該有專業能力盡量教好每一位學生，但真的「沒有不能教的學生」嗎？如果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不能建立在一種理性的基礎上，那我們「不能教的學生」將會越來越多，就好比有人違規、違法，不願接受應有的處罰，動輒請民意代表關說，結果大家在比關係，不是比涵養。影響所及，學生亦復如此，犯了錯往往先指責他人，不肯認錯，甚而家長還要找關係、找民代來影響學校的處理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人權不會得到正常的發展，反而會被誤用，甚至扭曲，因此，談權利一定要以責任與義務為前提，大家才能懂得人權的真諦。
談人權如果建立在一種人性本善的假設上，是ㄧ種危險的論調，因為人性的根本為何無從印證，有人天生的慈悲心，但也有人是不斷為惡，我們看過生長在不健全家庭的孩子，有些表現很好、很懂事，有些則是不懂得體恤家人，而生長在健全家庭的孩子，有些是滿腦偏差的觀念，有些卻是循規蹈矩。因此，談人權應該建立在倫理價值觀上，每個人都扮演好自己的各項角色，對待他人都抱持著一種平等尊重的態度，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，以一種傲漫的態度面對任何人，事實上，這些年來，台灣社會以自我為中心的現象越來越普遍，以這樣的背景恐怕會讓人權運動的努力大打折扣，期待我們的社會能以尊重為前提來推動我們未來優質的人權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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