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無法自外於天地、自然而生存，沒有好的環境，人無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，因此環境保護是人權最基本的要素之一，不重視人權的國家或是政權，也不會重視環境保護的工作。在二十世紀，因為許多先進的努力，人類在人權的維護有偉大的成就。在二十一世紀，如何因應全球暖化帶來的危機，或許是現代所有人類最重要、最不可避免的課題。本文，筆者身為台灣的立法委員角度探討，台灣該如何因應全球暖化的問題，也點出目前政策的不足之處，期待與各位先進交流環境保護經驗，共同保護我們的地球。

　　二十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悲劇之後，人類乃深切反省，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大會於法國巴黎通過「世界人權宣言」。之後，又歷經無數次環境慘遭汙染與破壞事件之後，人類開始反省成長的極限，深思人類乃依附環境而生存，人權必須奠基於環境之上，「環境權」的觀念慢慢浮現，尤其是當人類首次從太空看到飄浮於黑暗宇宙中、獨一無二的藍色星球，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的概念開始深植人心。

　　1972 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屆「人類環境會議」，通過「人類環境宣言」，並宣示「人類具有在足以生存、保持尊嚴及福祉的環境中，享受自由、平安及充足之生活水準的基本權利；負有為現在及將來之世代，保護環境之嚴肅責任」。

　　2002 年台灣也通過環境基本法，宣告：「基於國家長期利益，經濟、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。但經濟、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，應環境保護優先」。人權奮鬥的目標，是對抗壓迫自己的人，環境人權奮鬥的目標，有時就包含不自覺破壞大自然的自己本身。追求環境人權，必須進行自我心靈的改革，更加有深層的意義。

　　但是，長久以來，台灣的經濟政策一味追逐 GDP 數字成長，忽略台灣本是地震、颱風等天災頻繁的區域，犧牲可以保護國土的天然資源，砍伐天然林、搶佔河川與海岸溼地、罔顧社會正義、汙染生命根本的空氣、水與土壤 … 。導致公害汙染、土石橫流悲劇一再產生，如近年汙染高雄地區的中油四輕、五輕、台塑仁武廠、台塑六輕工業區，或是多年之後遺毒仍在的台鹼安順廠、 RCA 汙染 … 等，造就了一個貧富差距倍增的社會，受害的常是天然環境、弱勢農漁民與居住在高風險地區的人民。沒有顧慮人權與環境權的 GDP 成長，是完全沒有意義的。

　　二十一世紀，台灣必須面對、最重大的挑戰絕對是，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升問題，台灣是全球最易受到氣候變遷衝擊的國家，如果海平面上升 一公尺 ，台灣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會受到影響，不只位於海邊的工業區無法倖免於難，居住在是廣達兩千多平方公里、地層嚴重下陷地區、社會經濟條件相對弱勢的農漁民，全將成為台灣的環境難民。

　　而溫室效應造成颱風強度與頻率增加，如八八風災四天降雨近 3000m m ，約台灣一年平均降雨量，荖濃溪河床上升超過 二十三公尺 ，曾文水庫蓄水量只剩下原規劃的百分之三十七。曾文越域引水工程破壞殆盡，之後又發生甲仙地震，環保團體發現有四條斷層通引水隧道，若遇地震有坍塌風險。 93 年度至 99 年度水利署編列國土保安、監測資訊、通訊系統及防災等預算達 2,620 億 2,067 萬 6 千元，不只平白浪費國家預算，也無法預防小林村悲劇發生。

　　因此，個人認為台灣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從未衝突，如果台灣政府、政治人物、人民甚至企業，放下眼前短暫的既得利益，放下政治上的相互牽制，處理幾個問題，方有可能在氣候變遷的大環境中，維持一個讓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土，也才有可能保有「真正」的經濟競爭力。

　　台灣必須努力的方向，其實長久以來，已有許多學者不停的呼籲。第一，台灣需要一部完整的國土復育法，在 2004 年艾利風災之後，行政院曾規劃國土復育條例，無奈於立法院遭杯葛，高達 73 次之多，導致此條例無疾而終，立法遙遙無期。 88 風災之後，政府忽略國土復育法，反而將國土計畫法列為優先法案。個人認為，這是本末導致的，因為台灣的國土如重症的病人，應該做的是緊急的救護、復育，防止病情惡化，而非對病癒之後作生涯規劃。在國土規劃之前，應先作國土復育工作。只是在政治現實的考量下，行政、立法機構中，重視全球暖化的人有限，尚無法形成通盤改變國家政策的力量。

　　其次是產業政策的調整，台灣天然資源有限，是最不適合發展高耗能、高耗水、高汙染、高溫室氣體排放產業的國家。以石化業為例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原油勢必因為枯竭，成為各國儲存的戰略物資，連原料取得都有困難，政府還要繼續推動國光石化？未來政府應減少對高碳產業的補助、課徵碳稅，轉而扶助台灣綠色產業，使之得以更加茁壯。台灣缺乏天然資源的限制，正可以化危機為轉機，成為我們研發各種綠色產業的動力。但目前列為重大法案的產創條例，尚看不出有此遠見。

　　第三是政府組織再造，行政院組織已有五六十年歷史，不符現代社會各種新問題的需要，行政院組織如同工廠生產線，如果沒有因應全球暖化的生產線，源頭進入再多、再好的原料，也無法製造出對抗全球暖化的政策。台灣能源幾乎全靠進口，而能源使用是全球暖化的主因，台灣過去能源機構層級不高，難以制定國家級、長遠規劃的能源政策。在這次組織再造過程中，個人主張比照英國，成立能源及氣候變遷部，遭遇層層阻力與協商，從能源及氣候變遷部、能源及氣候變遷委員會、環境及能源部、最後終於以經濟暨能源部定案。雖不滿意，但總算也是台灣對抗全球暖化工作的一大進步。

　　最後是「真正」的節能、節水工作，目前國家推動的節能、節水政策近乎愚民，要人民隨手關燈，卻發展高耗能產業，為了夏天幾天的尖峰用電，不停興建發電廠。要人民節約用水，管線漏水率卻高達 24.6 ％，水價無法反映成本，變相鼓勵人民與廠商浪費水源。更荒謬的是，為了節能減碳，國家竟然將核能作為低碳能源，不顧斷層、海嘯、核廢料、設備老舊、工程瑕疵等風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