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福特：台灣施行兩公約進入躁鬱症時期

　　今年二月份，國家人權學者即將來台審查國家人權報告，台灣的人權現況即將攤在陽光下，接受國際社會的檢驗。自從馬總統2009年宣布批准國際人權兩公約，並於同年12月10日施行以來，政府機關是否有積極在落實兩公約，一直是各界討論的焦點。去年(2012)國際人權日，國際人權法學者、前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副主委、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廖福特教授在一場「台灣國際人權兩公約總體檢」圓桌論壇上，把台灣兩公約施行後的情況比喻為躁鬱症時期：有時很亢奮認為所做的事要成功了，但有時又非常憂慮認為什麼事都做不好；政府報告自我感覺良好，民間團體卻不斷批判政府甚麼都沒做，兩公約淪為官樣文章、紙上人權！廖福特認為這二個極端現象，彼此間要能夠互動及演進，才能真正實踐兩公約。

 

　　廖福特以「台灣與聯合國兩人權公約接軌之檢討」為題，指出造成兩公約「躁鬱症」的第一個原因是「不夠紮實的起點」：2009年時兩公約施行法公佈到生效間有近八個月之準備期，但因沒有事先的人員培訓及經費預算，準備期應有各種的籌劃並不完全，原因是：一、過去沒有經驗；二、將工作交給某行政部門時會遇到阻礙；三、即使給了某行政部會，但其他部會並不瞭解狀況，譬如《兩公約》的主要負責機關是法務部，其他部會相對而言並不瞭解。

 

　　除了起步晚之外，國內法律位階不明，也是推動兩公約的障礙所在。廖福特表示，雖然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明確規定：「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。」但是沒有釐清兩公約權利規範之法律位階，是高於或低於一般的國內法等等。如果是低於國內法，就沒有必要批准兩公約，因為永遠用不到，但目前又沒有釐清兩公約一定高於國內法，因此，兩公約國內法律位階至今仍沒有解決。當國內法跟兩公約衝突的時候，就出現「一人一把號，各吹各的調」的情況。

 

　　此外廖福特也表示，依據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，適用兩公約規定，應參照其立法意旨。但應參照什麼？沒有參照應如何監督？規定都不明確，例如財產權，就有很多稅務機關根本不認為這跟兩公約有關，施行的實質效果就會差很多。「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，個案選擇，自我裁量」，他說這十六字箴言詮釋台灣法律適用的偉大之處。意思是講得很嚴格，但真正要執行時就不一定；個案發生問題時，則以最嚴格的標準來處置，並由個別裁量決定之。由此可見，所謂「應參照」其法律義務為何？無法完全釐清。

 

　　再者兩公約施行法第4條要求「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，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，避免侵害人權，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，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。」但是各級政府機關適用不普遍，法院適用的情況不是很多，監察院似乎也在摸索中。除了主辦單位法務部之外，廖福特認為各級政府機關並不是那麼的在乎兩公約，因為當他去與各機關討論的時候，發現很多機關並沒有編列實踐兩公約的預算。

 

　　實踐兩公約不只是法規檢討的問題而已，應該還有新制定的或者是修改的法規要符合兩公約，廖福特覺得這是未來長久制度的問題，一定要去確認所有的法律基本上是不會違反兩公約權利保障的規定。此外兩公約施行法未納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之解釋、政府單位間未相互協調聯繫辦理、與各國政府、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也缺乏共同合作計畫、人權報告太晚，未深入理解內涵、法規檢討未完成，沒有長遠法律適用規劃等，都是亟需改進的問題。

 

廖福特把台灣兩公約施行後的情況比喻為躁鬱症時期：政府報告自我感覺良好，民間團體卻兩公約 淪為紙上人權！ 這二個極端現象，彼此間要能夠互動及演進，才能真正實踐兩公約。